浙江股票配资中央委员会并非“老乡会”

一位备受领袖赏识、功勋卓著的革命家，其政治生涯中却有两处人事安排格外引人注目：一次是在党和国家前途的关键会议上，他被暂时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另一次，在历经政治风暴洗礼后，他却得以在一次特殊的党代会上重回核心。

李井泉，这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留下鲜明印记的人物，其两次“出入”中央委员会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逻辑和高层考量？这并非个人荣辱沉浮的偶然，而是时代大局与宏大历史进程在个体命运上的深刻投射。

七大缘何暂缺席

李井泉的革命资历可谓深厚。他生于1909年的江西临川农家，1924年，15岁时入读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那里，他受到了国语老师章涤昌的深刻影响，这位老师不仅是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思想也十分先进，为李井泉的革命启蒙铺平了道路。

在章涤昌的引介下，李井泉于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他投身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队伍，并参与了著名的三河坝战役。起义受挫后，他在广东大埔、梅县一带坚持地方工作长达三年。

1930年，李井泉受命前往中央苏区，为红四军前委送信。正是在这次机会中，他首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对其青睐有加，将其留任红四军司令部政委办公室秘书，这一职务，也就是毛泽东的秘书，他一做就是约十个月。

在1930年代前期，年仅21岁的李井泉被毛泽东任命为红三十五军政委，这在当时是相当年轻的方面军一级政治主官。即便在“王明左倾”路线时期，他虽遭受过不公待遇，但对毛泽东的坚定追随从未动摇。

1935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李井泉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坚定不移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径。抗战全面爆发后，毛泽东更是委任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副旅长，与旅长张宗逊搭档。

1938年，李井泉率部挺进大青山，建立了重要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在那里组织开展了艰苦的剿匪和反“围剿”斗争。1940年，他被调往晋西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之后又被调回延安中央党校进行深造。

1943年，毛泽东再次委以重任，任命李井泉为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政委，与校长徐向前搭档，共同负责这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如此资历深厚、贡献卓著并深得领袖信任的干部，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本应顺理成章地进入中央委员会。

然而，在七大审阅预选中央委员名单时，毛泽东却亲笔划去了李井泉和何长工的名字。事后，毛泽东向何长工解释，中央委员会并非“老乡会”，湖南籍的中央委员已经不少。而对于李井泉，文章指出，毛泽东的考量则更为深远。

当时，预选名单中出自“中央苏区”的人员数量过多，包括毛泽东、朱德、林彪、李富春、罗荣桓、陈毅、周恩来等众多高层领导。毛泽东担心这一局面会被国民党所利用，散布“拉帮结派”的谣言，从而损害党的团结形象，他因此忍痛划掉了部分老同志的名字。

毛泽东为此还特意致信李井泉，强调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意在解释此举乃顾全大局。李井泉充分理解并接受了这一安排，并未因此滋生个人不满，而是选择继续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革命工作，展现了其“顾全大局”的政治品格。

川中大局与争议

七大风波过后，李井泉的革命征程并未止步。新中国成立后，他肩负重任，长期担任四川省委书记一职，为地方发展倾注心血。然而，在国家面临特殊挑战的时期，他再次直面“大局”与地方利益的艰难抉择，这次的考验显得尤为沉重，也留下了不小的争议。

1959年至1961年间，全国范围内的粮食供应异常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向中央建议，从四川调出55亿至60亿斤粮食以缓解全国性危机。李井泉同意并执行了这一艰巨的任务。

这次大规模调拨导致四川的粮食储备急剧减少，据记载，粮食库存减少了三分之二。即便如此，1960年中央再次要求四川继续外运粮食，李井泉含泪执行。1961年，四川又一次调出大量粮食支援全国。

这场粮食调拨对四川地方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使得李井泉在此事上的决策至今仍“饱受争议”，即使几十年后，这段历史依然引发人们的反思和讨论。然而，从中央的角度看，他的行为体现了对国家大局的服从。

1962年，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李井泉两次声泪俱下地做了检讨，坦承了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这表明他对当时政策执行所产生的后果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痛苦的反思，勇于承担责任。

1965年，毛泽东善意地批评李井泉：“只懂得大公无私，不懂大公有私。”这句话，既肯定了他为国奉献的“大公无私”，也暗含了对其在顾全全国大局的同时，可能忽视了地方实际情况和群众具体困难的隐忧，体现了高层对平衡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复杂思考。

十大风暴后归来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国家再次面临动荡与调整时，这位曾因“大局”而暂时缺席中央高层、又为“大局”做出巨大牺牲的老干部，又将如何面对新的政治洗牌？林彪事件的发生，再次将李井泉推向了聚光灯下，这次却是一次回归。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的突然爆发，对毛泽东的健康造成了沉重打击，也给中共高层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冲击和不确定性。事件之后，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力主批判极“左”思潮，着手调整干部经济政策，努力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运作秩序。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家各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1972年至1973年间，工农业生产逐步回升，外交领域也开创了新局面，这些都为后续的政治调整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此背景下，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稳定政局、调整人事，成为了中央的当务之急。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央召开了十大准备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将原定于1974年召开的十大提前举行，并确定了代表产生办法——采用协商而非选举的方式。此次会议还宣布了重要的人事变动：王洪文被调到中央工作，与华国锋、吴德一同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与日常工作，同时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的领导。

1973年8月上中旬，中央成立了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这一系列安排，无疑在大会召开前便确立了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的特殊地位，也预示着高层权力格局的重大调整。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会期共计五天。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了开幕式。这是他自1949年以来，首次因健康原因未能亲自讲话的党代会，主席当时已78岁，走路困难，气喘吁吁，需要人搀扶或扶椅站立。周恩来总理也已身患癌症，带病坚持工作。两位伟人最后一次共同出席党代会的情景，长久地留在了与会代表和人们的记忆中，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十大议程紧凑而重要。周恩来总理作了政治报告，该报告由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起草，报告中肯定了九大路线，但并未对林彪事件进行深刻反思。随后，王洪文作了党章修改报告，新党章取消了林彪的相关论述，同时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片面地提出了“反潮流”原则。

大会最重要的议程之一，便是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最终，共选举产生了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1973年8月30日，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了21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朱德、张春桥、董必武则担任常委。

这次大会的人员调整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局面：一方面，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的老干部被选为中央委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内健康力量的增强和落实干部政策的积极成果。另一方面，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也在此次大会中，有更多成员进入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为后来的政治斗争埋下了伏笔。

笔者以为

从1945年七大因“大局”考量被暂时划去中央委员名单，到1973年十大在风雨飘摇中回归中央高层，李井泉的个人命运，深刻折射出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为维系党的团结、应对内外挑战，所做出的复杂权衡。其在三年困难时期“顾全大局”的调粮决策，即便至今仍存争议，却也最终得到了中共中央“光明磊落，顾全大局，为人正直，襟怀坦荡，对于工作中的失误，勇于承担责任”的高度评价。

1989年，李井泉因病去世，这段评价无疑是对他一生功过的官方定论，也映射出历史对于特殊时期决策者的理解和包容。李井泉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个人命运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浮，更深刻揭示了中共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团结”和“大局”的定义与实践，以及这些实践如何塑造了重要人物的政治生涯和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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